在驯服立法权之后，袁世凯却无法驯服桀骜不驯的北洋集团内部人。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前的选举制度并不是国际社会意义上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的选举，中国与国际社会的选举制度并不处在共同的法治平台上，因此无法以国际社会议员选举的规则(选举制度)来改革中国当前人大代表及常委会委员的选举模式，除非先行改变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人大代表与常委会委员的性质。何况，对特定属性的名额保障，实际上都会形成反效果，使其参政能力及影响力，反而在过度保障之下无法提升，成为永远的少数。

参见许庆雄著：《宪法入门Ⅱ：政府体制篇》，台北：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2页。(二)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人大代表及常委会委员之性质 1.人大及其常委会、人大代表与常委会委员同国际社会议会和议员之相同点。(27)许庆雄著：《宪法入门Ⅱ：政府体制篇》，台北：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4页。我国人大代表与人大常委会委员(尤其是常委会专职委员)的行政级别现象，与国际社会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有天壤之别。⑤吴庚著：《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31)《中共A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做好全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意见》(内部资料)，资料采源：中共A省B市C区委组织部。(4)按时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认真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做好会议期间的各项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4条第二项)。为国际战争或勘定内乱及其他非常事变，显然比保持公安，捍御灾变，倘有急需更为清晰。

对此，国民党给出的是一个较为接近洛克式视角的解释：……大总统无论缔结何种条约，皆由国会参与，亦属滞碍不通前者过于强调了行政专权的必要性，却滥用它来为自己的党派谋取私利。[54]从国民心理上讲，民国初创，国民责望于政府者独重，而责望于议会者尚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约法》关于紧急财政处分权条款的措辞，相比以往有了更强的针对性。

弹劾并非刑罚，因而总统对此不应有法外开恩之权。[3] 关于大妥协,参见章永乐:《旧邦新造: 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81页。

在缓刑、特赦与复权上的宽松决定，则表明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关注点主要是在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对于这一具有司法面目的行政专权并不敏感。国民党人、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王宠惠在《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中，对国民党的主张作了最为系统的理论阐述，要求建立一个以议会为中心的政体：盖共和国之主权，在国民全体，虽一国之政治莫由直接取决于国民，然以议院为国民之代表机关，民意自不患其不达，是以议院曰可，即不啻为国民之所可。[35]在此，国民党强调了紧急命令权的危险性，而刻意淡化了其必要性。[31] 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转引自注15夏新华等编书,第281页。

[63]这一原理的主体不谬，但问题在于，君主并不是通过单方面宣布就能建立起自己权威的，为了占据最高位置，新君主就必须首先克服众人的觊觎，而这就需要过人的德性、武力或者功劳。[16]12月27日，在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上，宋教仁又提出修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而改用议会制，但未得到接受。[45]袁世凯前面既然说紧急命令权与紧急财政处分权的行使要件是在国会闭会期间，那么国民党顺势就造了一个永不闭会的国会，从而彻底架空了袁世凯的两项要求。[58] 参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三辑),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页。

《政府论》（下篇）专辟了一章讨论专权（prerogative）。这一列举并不是详尽无遗的，实际上，总统作为三军统帅的权力，以及与之关联的依照法律宣布戒严的权力，都包含了大量的自由裁量成分，只是民初各派制定的正式宪法与宪法草案对此有高度共识，未曾出现争议。

但从康有为用行政与立法部门共同产生的国询院来选举司法、都察、审计部门长官的思路来看，大赦委员会极有可能是由行政与立法部门共同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对于大赦委员会的人选有一定控制，有利于其赦免权力的行使。因而，孙文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弯，从赞成总统制转向赞同议会制，[17]南京政府内部达成了主打议会制政府的共识。

在这种情况下,宪法文本与现实的对应程度自然较高一些。这种违宪的状况长期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军事与外交事务本身要求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宪法过于刚性，修改困难。作为这一系列命令的直接受害者，国民党人对紧急命令权入宪心存疑惧。在1913年的立宪大失败之后，后来者也不再有类似1913年国民党议员们以立法权统领全局的奢望。在1915-1916年，袁世凯手中的必要而危险的权力终于制造出实实在在的危险，他也落到了众叛亲离的下场。而由于秩序骤然变更，法网未臻细密，立法机关往往还处于不成熟的状况，无法占据君主退场之后的权力真空。

因此，这种总统集权从根本上说是具有巨大政治隐患的。在这种竞争之下，秩序变得非常脆弱，很容易被突发事件所打乱。

在1912年4月12日，袁世凯即对当时轰动全国的姚荣泽案行使特赦权。此外，在国内事务中，君主往往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之下，发布行政命令，在紧急状态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发布与既有法律内容有一定抵触的命令。

[46]接下来，为压制新闻界对于宋教仁遇刺案和善后大借款的报道， 1913年5月1日，袁世凯政府通令全国：凡罪案未经审判以前，照律不得登载新闻。杨度论证说，只有树立君主，中国才能够有宪政，因为在无君的情况之下，野心家们纷纷去争夺最高位置。

洛克认为对专权行使是否得当，在赋有特权的经常存在的执行权和一个由执行权来决定召集的立法机关之间，世界上不可能有裁判者。[57] 参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该案的基本案情与审理过程如下：1911年11月17日，投机革命的原山阳县令姚荣泽以残忍手段杀死山阳县巡逻队正副队长、南社社员、同盟会友周实丹（又名周实）、阮梦桃（又名阮式）。1973年，国会因对尼克松扩大越战不满而通过《战争权力法》，限定在国会未宣战或授权的情况下总统可以使用武力的四种情况，并且规定在国会未宣战的情况下总统的军事行动不能超过60天，必要时得延长30天。

只是在党争之中,向外人举债就会成为在野者攻击在朝者的理由。而参政院是由大总统任命的参政组成，其控制权完全掌握在总统的手里。

叶启芳和瞿菊农在翻译洛克的《政府论》下篇时,将之翻译成特权。对此大赦令的效力,江宁地方检察厅和蔡寅等都曾向伍廷芳质疑过。

早在进步党宪法草案出台之前，梁启超主导起草的《进步党宪法讨论会之通告》第33条即提出宪法上总统咨询机关应否设置的问题。只是他主张这一强势行政权应当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如果革命党不能掌握行政权,他就宁可削弱行政权。

梁启超明言其起草的法条模仿的是普鲁士的先例。[2]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外蒙和西藏相继发生分离主义运动。在我看来,这一看似悖谬的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在表面上持有行政专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后面,还隐藏着执政党的中央机构,后者才是真正的决策核心。解放奴隶，更是违反之前的美国宪法。

梁启超引用了普鲁士、日本与法国的例子来说明。而国会对于行政的弹劾权与不信任权之行使，门槛却颇低。

而从宪法本身来看，美国的总统制宪政体制，很大程度上是对洛克式立宪君主制的继承与发展。本大总统依临时约法第四十条，特赦姚荣泽免其执行死刑。

两派之间在治国思路上的深刻分歧，又在接下来的宪制发展过程中，直接转化成行政与立法两权的对立。[10] 关于洛克式君主专权与美国总统权力的关联,参见Arthur M.Schlesinger,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3;关于联邦党人对于行政专权的讨论,参见Leonard R1Sorenson,The Federalist Papers on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Executive Prerogative,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9, No12, Counsel for the New President (Spring 1989), pp.267-283. [11] 关于总统的赦免权力,参见John Harrison, Pardon as Prerogative, Federal Sentencing Reporter,Vol.13, No.3-4, Pardon Power and Sentencing Policy (November/December 2000-January/February 2001), pp.147-149. [12] See War Powers Resolution of 1973,50 U.S.C. 1541-1548. [13] See Bruce Ackerman, Obamas Unconstitutional War, Foreign Policy, March 24, 2011. [14] 参见Sean Mattie, Prerogativ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John Locke and the Lincoln Presidency,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167, No.1 (Winter 2005), pp.77-111.当然,一部宪法不可能在条文中事先作出一般性规定,将未来为了公共福利违宪或革命视为合理,因为何为公共福利本来就存在不同解释,如果允许人人根据自己的解释而行动,无事亦会生非。